何雨珈自述：我做翻译的十五年

就文学而言，学院跟“修辞”或“学派”，媒体跟“热点”，其实都有点错失“文学的专业性”这回事。同时，文学内部正在以一种可能官方或整体未察觉到的方式产生并巩固其专业或专业性，比如胡安焉、李娟。总之，文学的专业性已经是很显在、很重要的时代命题了。在更加极变的当下，世界如何发生、意义如何生产、经验如何形成，是更加重要的。这可以称之为流动的当下。而自述刚好契合了用个人、作者自己的态度与想法应对这个命题。当然，使文学成为文学、使文学生成文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很期待像自述这样的“折返跑”给某种可能的未来建立一定的夯土地基。即日起，澎湃新闻邀请与文学相关的各行各业人士，写作者、翻译、出版人、文学杂志编辑、平台方负责人、编剧、读者等等，通过自述的方式，来谈谈文学。

何雨珈，译者、自由撰稿人

从2009年起，我一直在做自由译者。我特别喜欢翻译，潜入进去的时候，是一种放松冥想和拯救。开始那几年，我有点天真，翻译得也没想象中好。现在翻译对我来说是非常稳定的工作了，翻译计划排了很长，一年多。我希望，做到我不能做为止，一本本书垒起来的人生也挺好的。

《君幸食：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Invitation to a Banquet: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刚出版，2023年10月底我交的稿，这是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2022年写的。之后会有几本自然文学的书，几本女性主义的书。这些都与个人成长、个人兴趣有关，包括阅读女性主义，我自己的性别思维也在觉醒。

现在我非常想翻译难度很高的文学，从非虚构转向虚构。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之后，我基本上都在翻译非虚构，它们都比较有可读性。其实我不久前翻译完了马克·吐温，总体上马克·吐温也不算特别难，他主要难在有很多旧时用的英语，过时的时事，他的小说很需要结合他讽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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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申请了港大（香港大学）的一年制硕士项目。Literay Journalism，相当于特稿写作，老师是迈克尔·麦尔，中文名字梅英东。港大毕业后不久，我开始翻译他的《再会，老北京》，相当于我非虚构翻译生涯的开始。通过梅英东，我认识了何伟，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这批写中国的外国作家，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尤其是何伟。

《再会，老北京》，【美】迈克尔·麦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4月版

纪录片拍摄课程的老师是汤美如（Nancy Tong），她非常严格，最后要求我们选择一个拍摄对象，用15分钟的片子讲他的故事。我们小组四个女生，到广州越秀区30万黑人聚居的地方，选择了一个娶了湖南老婆的黑人，展现他的生活。片子做出来还不错，叫《巧克力城》（Chocolate Town）。

我还选修了一门中文课，《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的。钱钢从头到尾讲中国新闻史，以及他在《解放军报》、《南方周末》的旧事。

在港大读新闻那一年，我学到了很多一线的经验，因为授课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一线记者，除了在课堂上讲必要的注意事项之外，他们会带我们去实践。我是一个瘦小的、拄拐的人，总是猛冲，中外记者看到我都有点害怕，主动让开，所以很多同学都想和我一组。我架着拐，手持拍摄，他们扶着我，我们冲到最前面，拍到了很棒的照片和素材。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我们是唯一一个在推特上用双语实时记录票数、时况的平台。

只有那一年，我才认为我是一线新闻工作者。但是我一直在关注国内非虚构发展，我感觉现在国内非虚构越来越偏特稿。我结识了很多非虚构作者、特稿作者，他们很不容易，能找到很多突破点，我非常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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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翻译得更好，不存在一个具体的训练过程，我认为这和“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道理是一样的。首先，感谢我很早开始做翻译，它给了我空间。其次，感谢我遇到的所有编辑，他们几乎都没有批评过我，当然修改是存在的。

从一开始，我就自我感觉翻译得很好，其实我知道，2009年前的书现在不能看了。那些书也不是特别厉害优秀的书，我也没有对作者有敬畏之心，我特别会突出自己，翻《灵魂交易者：营销的谎言与真相》（Soul Traders: How Honest People Lost Out to Hard Sell）的时候，遇到广告词我就发挥文采。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到，译者要尊重原书，敬畏作者。我经常说，每一本书都是非常具体的，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则要遵守。随之而来的是，作为译者，我没有翻译风格，作者的风格决定了我的风格。

《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是我最难翻译的书，我特别没有信心。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语言实在太有风格了，也离我很远，在我的舒适区之外，一个whole new world（完全的新世界）。我当时读到就傻眼了，这怎么翻，怎么体现她的语言的flow（流动），所以我翻的过程很痛苦。为了使琼·狄迪恩的文字、故事自然流露出来，首先，我不做任何改变，她的语序是什么，我的语序就是什么；然后，尽量选择最贴合她的用词，不考虑中文是什么样子；最后，在完全尊重她的基础上，再顺一遍。其实，完全隐去自我是很难的，要不断挣扎。

这期间，我看了很多琼·狄迪恩的周边，纪录片《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维系》（Joan Didion: The Center Will Not Hold），重新读了海明威（琼·狄迪恩曾经手打了海明威的所有作品），慢慢理解了她。我经常说，向她投降，我不在了，我不存在在《向伯利恒跋涉》这本书里。

《向伯利恒跋涉》，【美】 琼·狄迪恩/著，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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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信达雅”不算具体的标准，能做到信已经很难了。陈以侃——人称“行业明灯”——有段话说得特别好：当你熟悉两种语言到一定程度后，你在翻译、转换语言的时候，你想的就不再是具体的文字，而是你读原文时脑子里出现的意象和情景。

《鱼翅与花椒》（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是我最畅销的书。大家都说，何雨珈的翻译很出彩，当然听到这样的表扬我很开心，我也很需要表扬。但是我永远停下来想一想，扶霞写得就非常好，我只是完全遵循原文给我的画面感、意象、感觉，很自然地进行选词处理。我和扶霞关系非常好，我们的交流非常多，翻译她的书的时候，我可以和她商量。

《鱼翅与花椒》，【英】扶霞·邓洛普/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扶霞是大半个中国人，她很了解中文的表现力是什么，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她用的都是简单的、准确的、生动的动词，大一大二学生也能完全看懂她的书。他们那群写中国的外国作家都是这样，何伟讲涪陵师专的大喇叭灌注到耳膜里，用mommy noises；扶霞到四川清溪的村子，文庙破败了，她写“whispered of its former glory”。（Once, it must have been splendid; now, it barely whispered of its former glory. 它曾经一定是无比辉煌壮丽的，现在几乎找不到旧日的蛛丝马迹了。）

这对我的写作也是一个启发。我是我妈妈用中文诗词压灌出来的一个娃，老觉得要追求赋一样的文采。现在我的中文写作很少再那么多的抒情。我有很多母语是英语的朋友，他们尝试中文写作的时候，会反映说，英语写作第一条就是要避免cliche（陈词滥调），比如避免别人用过的比喻。中文不一样，中文讲究典故。

考虑到这个因素，现在我翻译时可能更多要直译，弃用汉语那些典故式表述。比如，mushroom after the rain，以前我会下意识翻译成“雨后春笋”，这在扶霞写中国的语境中还算合适，如果在美国语境中，蘑菇更合适。直译出来，有时候也会给汉语带来更多的活力。

说到这个，我发现大家对什么是好的翻译作品的标准，是逐渐在变化的。创作也一样，好的创作的标准也是在变化的，环境在变化，读者的口味在变化，这些多少决定了我们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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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语言。这可能得归功于我妈妈。我妈妈是语文老师，她把我关在家里读诗背诗，至少是《将进酒》那么长的古诗。好在她简单粗暴，也没有给我很大的抗拒，我挺喜欢背诗的，也很享受大家鼓掌的那种感觉。

和现在很多人相比，我的英语起步很晚，初中开始背英语，我背功还不错。之前好多报道都说，我高考英语是146还是148分，已经太久远了记不太清楚。在此我想澄清一下，英语成绩不代表任何东西，高中英语根本不是语言文学，只能说某种意义上的入门。

初中，我就对语言之间的变换，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看法。我会做一些小游戏，比如英语的押头韵（Alliteration）转成中文的押尾韵，让两种语言彼此无法翻译的部分对应起来。我认为，语言都是相通的，当然也存在不通性。文学也是相通的，文学是全世界可以享受的遗产，我们有很优秀的华语文学，他们也有很优秀的英语文学。

当时，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这篇文章把我给整蒙了，写得好好，整个抄下来背诵。作者署名王佐良，名字很像老派文人的感觉，我就想这是不是明清小品。

初三，我在英语拓展阅读里，读到Francis Bacon（弗朗西斯·培根）的Of Studies，开头怎么非常熟悉，想到署名王佐良的《论读书》。当时我们小地方（四川绵阳）互联网刚起步，微机课（电脑课）上，我上网查，发现原来《论读书》其实是翻译的Of Studies。我查了王佐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当时我想考北外。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开始。

高一，我得到了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石韫玉给沈复纳妾，沈复不同意。芸娘（陈芸）说，“我自爱之，子姑待之。”林语堂翻译，“But I love her. You just wait.”好简单，又好棒。后来读了语言学教材，我才意识到这是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转换。

我曾天真地认为，等到了这个岁数，我也会变成林语堂。现在想想，这就是我做翻译的初心吧。

何雨珈与她翻译的《巴比松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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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语堂那个年代到现在，翻译行业日新月异，现在互联网搜索到的资料比那时候的资料丰富得多，这就注定了我的效率肯定要高很多。大家都说，翻译是一个遗憾的艺术，现在只能说，翻译是一个更加遗憾的艺术。作为译者，我只能保证在可控的时间与精力范围内，尽量做到准确，尽量做到满意。每一次，电脑文档、纸质清样我觉得已经改无可改了，但书做出来后，我翻开看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改的地方。

林语堂、王佐良做翻译可以养活自己，我如果几年翻译一本，肯定不得不做其他事来养活自己。傅雷每天只翻译800字，还要散步斟酌，现在肯定不止。我也认为，现在翻译的稿酬比较低，应该提高，但其实每天保证8小时工作量还是可以养活自己的，我当时在北京也可以，可能我能耗比较低，平时消费也不是特别高。

你可能之前就知道，译者拿的是死钱。死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多少字多少钱，业内叫版权的稿酬。我的大部分书都是死钱，像《纸牌屋》（House of Cards）印了那么多册，和我没关系的。少数像《鱼翅与花椒》，有印数稿酬，也不是特别多。

说到我的书普遍销量都比较高，这和我也没关系。你知道吗？书籍越畅销，译者被骂的几率也越大，网上很多骂我的，当然我现在已经不看了。销量高，第一个原因是它们偏社科，尤其是外国人写中国的书，自然会吸引更多读者；第二个原因是，选书的倾向，书的语言必须吸引我，很棒很有趣。至于书有没有卖相，编辑会考虑。

第三个原因是，如果我特别喜欢某本书，我会非常努力地推销它。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的滋养越多，我就越努力推销它。编辑很少看得到我这么能吆喝的译者，现在ChatGPT很火，我就开玩笑说，我和ChatGPT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活人卖书。

对于译者，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AI越来越先进。很多人私信说，他们很热爱翻译，也很羡慕我自由的状态，很想加入翻译行业，翻译稿酬低也无所谓。我很不建议他们走翻译这条路，尤其是刚毕业的新人，因为你最开始能接的活，AI完全能取代你，还轮不到你翻译特别棒的、文学性的作品。如果你想要有成果、有转化率，很困难；如果你单纯想做翻译练习，可能会有点孤单，也没反馈。有时候，我还挺为他们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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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大学刚毕业没几天，我就遭遇了那场车祸。从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走向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回想我的大学生活（2005年-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真是乏善可陈。我做了一个戏剧社，本来想演戏剧、导话剧，却沦为了社长，只是做些幕后工作。只能说，我读了四年英语专业，积累了些基础。

所以，那场车祸帮我在冥冥当中选择了翻译这条路，然后我发现我非常喜欢翻译。如果接下来那几年我腿脚方便，我也许会成为一个优秀或不优秀的纪录片人。大学的时候，我开始翻译纪录片，后来特别想做纪录片，记录各个地方的生活、文化。我喜欢公共性，不喜欢时效性，时效性就像吸血鬼扑在采访对象身上，吸完血就走了。当时还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比如胡杰、范立欣。

我是腿部带着伤去港大的，回来后，我做了一个风险比较大的手术。现在我的腿还不是正常的，留下了永久的钢钉。术后，我休息了比较久，边休息边继续做之前的工作，翻译。我记得，翻译完《再会，老北京》，我拄着拐去北京胡同里，找了好几个人送签名本。

2016年，我翻译了《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再次回想起那些住院的时光。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后记，“他坦然真诚，自己本来规划好的未来变得无望，他表示悲痛；但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一直到现在都有人给我写信，说人生中遇到了重大挫折，《当呼吸化为空气》给了他很多力量、平静、安慰。我有次看牙医，牙医看到我的名字说，你是不是《当呼吸化为空气》的译者。像这样，我的很多书无论畅不畅销，我都接收到了非常绵长的反馈。

《当呼吸化为空气》，【美】保罗·卡拉尼什/著，浙江文艺出版社·猫头鹰文化， 2016年12月版

我翻译完一本书，把它交给编辑，这本书和我就没有关系了，它是作者的创作，我只是鹦鹉学舌。但是当读者给我这种反馈的时候，我才感受到在文学传播环境中，我发挥了一点作用。我也会从中获得一点点的、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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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大毕业后，我选择了回成都。这几年我在朋友圈看到在北京的同学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可能当时想坚持这份工作，我就回来了。

我日常居家办公，能宅就宅，我把自己的小天地打造得很舒适，搞得没办法拿电脑出去工作了。经过了三年疫情，现在我能出去就出去，能办线下活动就办线下活动，能参与公共生活就参与公共生活——我记得，2018年才出现了公共生活这个词。

何雨珈与扶霞一起参加新书分享会

过去几年，我做了超级多线下活动。成都的公共生活我愿称之为虚假繁荣，它还在被打压、被干涉的状态，但它还是顽强地生长了起来。

每一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都让我看到，成都的角角落落在发生着非常丰富的文艺事件，这座城市还值得我继续生活下去。我没算过，可能成都一天有二三十场活动同时在进行，我经常说成都的文艺青年不够用。玉林区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有很年轻的很新的东西，也有很本地、很老的生活。在玉林的白夜，里面进行着高雅的艺术活动，外面院子有人下象棋、喝茶、打麻将。

到现在，我在成都待了十年，在它生活成本还很低的时候，建立了自己的“附近”。我想我的附近就是我的公共生活，它能帮我保持生活节奏。那句话说起来太cliche了，关注具体的人，关注具体的事物。我实在有太多想及时分享的了，面对人群，展示并分享快乐，已经是我的本能了。

2021年，我要写一篇特稿，出发去采访前，请何伟、张彤禾（Leslie T. Chang）为我上了一节“特训课”。他们说，最重要的是记录一切。我接触过很多优秀的作者，他们都有个小本子，随时拿出来记录。我自己也有一个笔记本，有的东西我要沉淀一下，把它记下来。以后翻看，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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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我没有焦虑，要选个非常谦虚的词，我比较自在了。我现在的工作、现在的生活，从一开始我就能够接受，因为翻译带给我太多的好，它的不好我也能接受。我想选择一生要做的事情，都要遵循这个原则。

我能选择一种单纯的翻译生活，以它为生，时间还自由，这已经是我为自己挣得的特权了。现在大部分人，每天通勤，做不喜欢的事，应付很有目的性的社交。我不用的，我如果不愿意和人打交道，是完全不用和人打交道的。

其实，我生性活泼，用流行的话来说，一个大e人，心里面有什么一定会说出来。我没有写过长篇作品，因为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很向内的事情。很多文化从业者朋友，尤其翻译，他们可能性格内敛，容易想很多很深刻，我不是一个特别深刻的人。

扶霞做客何雨珈的播客《绕城外》

我平时会做很多的调整，比如观鸟，我每交一个稿子，就要出去接触自然，当我对大环境、对人类社会感到恐惧时，我可能也退到自然里。在自然里待着的时候，我能读下去残酷的气候书籍，思考深刻的命题，还没那么难过，因为自然它还在那里。自然给的能量能让我再回来。

有时候我也非常确定，我现在的状态是一个泡泡，我像鸵鸟一样，希望泡泡不要破裂。有一天，泡泡破裂了，我丧失了那种自由，没法做眼下的工作，我可能会无法自处，完全不知道该怎样走，或者我需要努力地寻找自救。整体上，我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能走一天是一天，等到尽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