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孙竞昊教授、杜正贞教授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Michael A.Szonyi）于2024年4月末访问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宋怡明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吴文雄讲座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作为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长于使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出版了《实践中的宗族》《冷战之岛屿：处于前线的金门》《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等学术佳作。本次访问中，宋教授举办了多次讲座，并积极带领学生开展学术调研和田野考察，使得访问富有成效地完成。
民间档案的信息生态——以永泰契约文书为例
2024年4月28日下午3点，宋怡明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开展讲座，其演讲题目为“民间档案的信息生态——以永泰契约文书为例”。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宋教授以一张咸丰五年永泰漈头村契约文书为楔子，生动地引出了契约文书的形式和主要功能。他指出在永泰，与当代不同的是，契约能够作为产权的证明，无契约则无产权。而契约的另一功能则在于保存契约的一方，可以凭借契约防止立契的一方事后悔约。永泰文书的研究体现出了一种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即它一反“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一成规，从微观角度钩沉出一个个历经波折的普通家庭故事，这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是不常见的。从这些文书中，也可以剖析出当地村民的家族世系等多重信息，这引出了宋教授在本次讲座希冀建立的一个新概念：信息生态。
契约的信息生态，指契约与和此契约相关的其它契约，以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之间构成的一种网络。契约之间彼此相互联系，这种信息也涉及到契约的“来世”的问题：创造契约之前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契约被创造出来之后对周围的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契约的产生、保存和流传的历史，在契约研究中占到了很重要的地位。永泰社会似乎是由永泰当地的民间档案文书构建的。契约对构建当地社会的重要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对财产所有权的主张，百分之九十来自于对契约的占有。非但如此，永泰的民间契约文书也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流动倾向：收取契约这一过程代表着社会财富的向上流动。宋教授指出，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有一个明显的向下流动趋势。永泰习俗体系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和这种趋势。契约在永泰社会中的角色，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能够体现出当地的社会风貌，更像一具“棋盘”，起着相互交织联系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宋教授引入了当今社会流行的“区块链”概念，来解释永泰文书的前手后手的互相关联程度。
另外，宋教授还以永泰文书在基层通行的实例，对费孝通提出的传统中国“文字不下乡”，即文字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通行的需求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商榷。最后，与会人员就“永泰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这种真实性是否重要”等问题同宋教授展开了对话与交流。
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的日记思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2024年4月29日下午3点，宋怡明教授以“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的日记思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为题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求是大讲堂举行演讲。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凯教授主持讲座，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梁敬明教授、杜正贞教授等出席讲座。
本次讲座，宋教授先是从微观的视角切入，随后又结合宏观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综合性的探讨。讲座的主人公是陕西合阳县一个“极为普通”但事实上又极不普通的农民侯永禄。之所以说他极不普通，是因为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写日记，持续时间六十余年。宋教授在讲座中使用了大量侯永禄本人的日记和随笔，来探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可能被忽略的、或者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延续性——家庭以及家庭结构的重要性。
为方便理解家庭和家庭结构，宋教授给听众介绍了两个基础的人口学概念：家庭生命周期和劳动力抚养比。家庭生命周期，指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运动过程，这个概念包含从结婚、生育、抚养未成年子女，再到衰老乃至死亡的整个人口变动的主要内容，并且把这些人口学因素有机地统合在家庭的发展过程中予以探析。劳动力抚养比则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宋教授表示，这两个人口学因素对个人的经验、生活、危机，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史均具有极大的影响。
此外，宋教授强调了家庭结构对个体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即家庭结构从来不是由文化决定的，它实际上完全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而20世纪的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亦体现出一种合流，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农村家庭跟世界各地大部分的农村家庭一样，它的结构愈来愈简单、规模愈来愈小、城市化程度愈来愈高、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愈来愈高等。事实上，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现代化初期，国家汲取了大量的农村资源来投入到工业化、现代化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中国农村发展史放在世界农村史的框架中分析，藉此探寻带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历史。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就“历史研究如何处理微观事件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全球史的视野下，理解和看待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的发展和进步”等问题发问，宋教授一一作了详尽的解答。
最后，张凯教授在总结时表示，宋教授的讲座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有价值的启发，在当今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历史研究者应对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希冀大家能像宋教授一样，坚守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同时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尽可能多地掌握一手的史料，从而使史学研究能够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信仰的构建与传播：基于杭州岳庙的实地考察
2024年4月29日上午，宋怡明教授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学生对岳王庙进行了考察。宋教授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来到岳庙，他首先回顾了自己对其他中国庙宇的走访经历。
在正式进入岳庙后，宋教授开始提醒随行同学注意岳飞题词者的身份与年代，并询问为何叶剑英等重要政治人物会为这位历史人物进行题词活动？随后在介绍岳飞事迹的展览馆中，宋教授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展馆的介绍词上，指出这里对岳飞的描述存在着聚焦化的倾向，即集中描写岳飞的军事生涯，较少提及岳飞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关活动。而对女真族与岳飞之间的斗争，则采用了一种社会形态层面先进—落后的叙述方式，即将岳飞视作代表先进形态的封建社会的守护者，女真族视为落后的奴隶制社会的入侵者，从而转化民族之间的斗争问题，确保岳飞在现代叙述中的政治正确地位。但同时这种叙述也存在一定的抵牾之处，譬如在展馆介绍词最后额外赋予岳飞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旗帜形象，而非直接将其叙述为民族英雄。
除观察寺庙对岳飞的介绍外，宋教授还注意听取导游为前来春游的中学生进行的岳庙元素解读及介绍，宋教授认为这些解读不仅是现代话语对岳飞的重塑，更是将岳飞形象进行代际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场有同学提出从今天的游览出发，岳飞是否在现代被去神格化，仅作为单纯的历史英雄形象存续。宋教授则提醒同学注意，从现场的布置来看，庙中的香炉都被加上了盖子，被有意地限制使用，而庙前则放置了祈愿的牌子，背后仍隐含着当代人将其视作神祇的意识。不过，岳飞的祭祀起源确实有些与众不同，系由朝廷平反后得到广泛奉祀。岳飞也不同于华人群体中盛行的关帝崇拜，即关羽作为败军之将长期被视为不散冤魂，直到宋代才出现相关的地方守护传说并逐渐成为朝廷认可的祭祀对象，关羽的神化之路更像是华琛（James Watson）以妈祖为例的神灵标准化路径。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龙泉田野考察
2024年4月29日晚，在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杜正贞教授的陪同下，宋怡明教授偕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学生远赴龙泉市开启了一系列学术考察活动。
4月30日上午，宋教授一行来到龙泉司法档案博物馆。博物馆位于龙泉市人民法院，主要介绍与展览晚清民国的龙泉司法档案。宋教授依序参观了馆内的展览，对其中未能详细说明其概念的使用词如花厅等提出了疑问，并建议进一步改进。宋教授系首次来馆，对其中展出的司法档案内容以及分析的案例十分感兴趣，特别是涉及婚姻，亲属关系等与家庭、宗族等相关的案件介绍，因而拍摄了诸多照片素材以备日后在哈佛大学授课时使用。
在博物馆参观结束后，众人前往参观位于龙泉市法院对面的龙泉市档案馆，在馆员的陪同下，佩戴防护设备翻阅了一部分可公开的龙泉司法档案。因杜正贞教授已对龙泉司法档案做过初步研究，因此由她负责向宋教授讲解档案的格式、内容以及诸多特别之处。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某些案件显示，在清末民初的鼎革之际，原告或被告会灵活运用流行的政治话语为自身包装，从而在诉讼中取得优势，这一现象与宋教授的大作《被统治的艺术》中研究明代军户家族是如何利用明廷制度进行套利的情况相似。其他师生也在各自阅读的档案中发现和讨论了诸如时代变迁与职业认知变化一类的学术议题。
下午时分，一行人前往龙泉东乡村镇考察，参观了村中的梯田，各家宗祠，平水王庙，夫人庙以及社坛，通过与村民的深入访谈，实现“从走近到走入”当地。宋怡明教授提醒大家，在考察现场时不应直接问询神明的源流或原本的面目，这是个很不好的发问，应该从当地人的视角和逻辑出发去询问问题。
5月1日上午，一行人则来到黄南村的植壁殿进行考察。在询问驻殿老人时得知，植壁殿所供奉的神祇为五显大帝，并向我们讲述了其与华光大帝之间的联系。这让宋教授回忆起他早年对五显信仰的研究，他认为这里的五显故事体现了一种边缘地带的特性，即融合了闽浙地区传说的特性。随后众人一起识读了殿下一块刻于道光七年（1827年），与殿产相关的碑文。植壁殿附近的黄南村是叶适的祖居地，其中复建的叶氏宗祠重修于2009年。结合当地的宗谱则可以追溯村落和宗族发展的历史。村中现存始修于明中期的廊桥——花桥，该花桥的顶部的木梁之上留有清代修建工匠和当地官绅的题名，是我们了解地方社会和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网络的资料。在龙泉窑址的大窑村的遗址前，宋教授感慨这个今天看来的僻远深山溪谷事实上曾经是世界手工业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并对其为何于明代废弃和消亡；深山中生产的瓷器如何走出去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本次宋怡明教授的学术访问系列活动圆满完成，引介了海外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对民间文献研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地方文书和民间日记的有关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基层社会同样有所裨益。同时，此次系列活动在浙江大学的顺利举行，提高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为进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此外，受惠于宋怡明教授的悉心指导，浙江大学学子在学术训练和田野调查方面受益匪浅，有利于当下高校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进一步完善。